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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企之鄉”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一座江南小城，為何會受到德企的青睞？“德企之鄉”又是如何形成的？

在已卸任克恩-里伯斯總裁，轉任太倉歐商會主席的張臻偉看來，太倉“德企之鄉”并非政府規劃，而是市場化運作而來，“它的形成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是指首家德企落戶。張臻偉分析，在德國，很多企業都在小鎮上，德企認為制造業并不適合布局在大城市，安靜的小城小鎮更為合適，但同時各方面設施也要便捷，而太倉恰好符合這一條件。

太倉是距離上海近的沿江沿滬城市，太倉主城至上海市中心只有50公里，乘坐滬蘇通鐵路至上海虹橋樞紐僅需約26分鐘。同時，太倉港是長江大港，2022年，太倉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800萬標箱、貨物吞吐量突破2.6億噸，其中集裝箱吞吐量連續5年位居江蘇。

“德企落戶太倉之初，上海只有虹橋機場，進出也很方便，再加上太倉有自己的港口，貨物進出同樣便捷。”張臻偉說。

除地理位置等優勢外，太倉市人民政府對德企的態度也被認為是“德企之鄉”形成的重要因素。

據段月強透露，那時，與大部分德企的前期談判都很艱難，往往持續幾個月，但一旦建立了互信，雙方都會基于契約精神兌現承諾，“首家德企落戶時，太倉對外招商只有中文合同，斯坦姆博士團隊仍爽快地簽約了，在隨后的買地擴大生產環節，也幾乎沒有律師介入，雙方形成的契約精神實在難得。”

段月強表示，“太倉市政府一直強調向服務型政府職能轉變，對企業要做到‘無事不擾’‘有求必應’。”

如果說首家德企落戶是偶然，那么逐步形成數百家德企集聚則是必然。“太倉‘德企之鄉’品牌打響后，不斷形成良性循環。”段月強表示，“德國企業很注重長期戰略，在中國市場獲得盈利后，再繼續投資到當地。”

小鎮的優勢、政府的支持之外，在通快中國區總裁楊剛看來，德企之間以及政府與德企之間的順暢溝通，也是太倉獨特的優勢。

張臻偉1995年初到太倉時，只有三四家德企在太倉，企業每月自發聚在一起，是早圓桌會議雛形，但聯系相對比較松散。隨著太倉德企逐步增多，德企有了共同的問題、共同的訴求，為更加方便地溝通，太倉歐商投資企業協會（TRT）于2006年成立，成為德企之間以及德企與政府的溝通交流平臺。

去年，蘇州出臺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再投資政策，符合蘇州產業發展方向的單個項目高可獲得1000萬元資金獎勵。“該政策初想法即是在太倉歐商會組織的德企與政府座談會上的思想碰撞，終促使政策出臺。”張臻偉表示，政府鼓勵德企把利潤轉為投資，實現了三贏，對德企太倉公司而言，獲得了總部的投資；對德企總部來說，省了稅；對地方政府來說，實現了招商引資。

跳出經驗思維的“自我更新”

如果說，“從0到1”的突破，是太倉在中德合作的大勢下，順勢而為、借勢發力，實現自身發展。那么，從1到100再到487的延展，則是太倉以深厚的“內功”，探索出一條獨特的對德合作“太倉模式”，以“領跑者”的姿態為中德合作的具體實踐“探路”。

如何保持“領跑優勢”？30年的成功經驗是否會形成路徑依賴，導致難以擺脫的慣性束縛？

面對這個必須回答的全新命題，太倉思路在轉變。

在發展動能轉換、產業迭代升級的過程中，太倉大力培育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產業創新集群，對德合作30年形成的制造產業基礎成為“資源寶庫”。

一家家德企在太倉的主動引導和市場環境的風口，自覺“跟風”，融入太倉本土創新鏈、產業鏈。

德國工業4.0聯盟成員單位通快集團，在太倉布局代表公司科研前沿的高端科技核心部件；主攻汽車線束的歐托凱勃，以太倉公司為重點開拓新能源汽車市場；江蘇大的德企舍弗勒向航空航天產業“藍海”進軍……

從初的招引，到發展中的推動，到規劃上的引導，太倉的全局思維和系統謀劃，不僅讓德企實現自身發展，也讓對德合作從企業合作升級成產業合作，實現城市產業發展與企業自身發展的同向而行、同頻共振。

合作的模式在升級。

從企業合作向外延展，太倉把對德合作從單一的經濟領域擴展到教育、文化、科技、環保、城市建設和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構筑無法復制的競爭優勢，打造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對德雙向合作和融合發展格局。

德國“太倉日”、太倉啤酒節等品牌活動影響力越來越大，德國風情街、中德友好幼兒園、德**店等生活服務場景越來越豐富。他鄉似故鄉，越來越多的德國人生活、工作在太倉。“具幸福感城市”的金字招牌，成了太倉深化對德合作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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